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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书欣赏——《聚焦:摄影在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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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7 08:39 |显示全部楼层
                                《聚焦:摄影在中国》(2)                                                                       ——创造“中国式”肖像风格:以弥尔顿 米勒为例
   
    有关弥尔顿·米勒职业生涯的资料不多。根据能够找到的零散记录,他在中国从事摄影的时间不超过三年,所取得的成就却相当可观。在来华之前,他曾于1856年至1860年在罗伯特·万斯(Robert H’ Vance,1825-1876)于旧金山开设的影楼里担任摄影师。万斯在1859年与另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摄影师兼企业家查尔斯 韦德( Charles  Leander Weed,1824-1903)合作,韦德随即将他的影楼业务扩展到美国的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以至亚洲的远东地区。韦德在1859年移居香港,米勒也随行而来。他在韦德开办的香港和广州的华德照相馆(Weed and Howard Photographic Gallery)担任“常驻摄影师”。根据这家影楼在1860年刊登的一 则广告,它“备有新近发明之大型阳光相机,可拍真人大小肖像,敬希贵客垂注”。第二年韦德转往上海另寻商机,米勒于是承购了他在香港和广州两地的影楼,并改名为米勒摄影公司( Miller & Co., Photograph。)。我们无法确定他在广州的分支经营了多久,但可以肯定时间不会很长。米勒在1861年8月称这间分馆只营业一个月,而且在此期间照相馆遭盗贼光顾,损失的财物包括“影楼中所有的物品”,包括“一整箱底片",若干证据表明米勒主要以香港为基地,从那里前往澳门、广东等地承接摄影业务。比如1861年5月他曾乘船去日本长崎,在那里为美国出版商安东尼(E.&H,T Anthony)拍摄了一系列立体照片。另一次则是受在广州医院任职的克尔医生(Dr. John Kerr)的聘请,给一名“身上和手臂上长了数百个肿瘤”的中国病人照了相片。这是首次有案可查的中国医疗机构利用摄影进行医学研究的案例。他最后于1863年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佛蒙特州的家乡。回国以前他把香港的业务和所存底片全部卖给了店员豪尔希(s.w Halsey)。返美后他改行投资地产,很少涉足摄影。在187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里,他的身份是“退休摄影师”。
    在19世纪中后期前往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中,米勒以擅长拍摄官员、商贾及妇女的肖像而闻名。对许多收藏家和摄影史学者而言,他的作品是珍贵的艺术和历史影像,不仅见证了摄影师本人的高超技术造诣,同时也揭示了相片中人物的个人性格,以有关的照片为例:

弥尔顿 米勤《“鞑靼”将军元配夫人》
     拍于 1860-1863年 (图1.1)
    她身穿清代品官夫人命服,包括精工刺绣的锦袍、背心与长裙,但其木无表情的面孔与盛装和花冠却形成了强烈对比——与其说是喜气洋洋或端庄肃静,不如说老妇脸上的皱纹显示的是她郁郁寡欢的一生。这幅肖像的视觉效果既微妙又直接。被摄者直对镜头,上方投下的光线集中在她的身体和脸上,将人像从艨胧的阴暗背景中凸现出来,在视觉效果上大大加强了人物的立体和真实感。这种视觉上的直接感和对老妇的个性化表现,使观者直觉上将这张照片视为一幅“肖像”,也说明米勒所拍摄的这类照片为什么会被认为是“19世纪最出色的中国正式人像”。

       然而这名老妇究竟是谁?她真的像照片英文标题所说的那样是一位“鞑靼将军夫人”吗?这位鞑靼将军又是谁?这个朝廷贵妇为什么会身穿全套命服去米勒的影楼单独拍了这幅肖像?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主要是因为照片的自然主义风格使人们马上相信这是为一个真实人物所拍的肖像。然而在2006年洛杉矾盖蒂研究所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仔细观看这张照片和米勒的其他一些摄影作品之后,发现了其中有些蹊跷之处。一个费解的地方是,老妇穿戴的服饰在米勒其他作品中不断出现,由其他女性反复穿戴。这些“其他女性”中包括一位年轻女子,肖像上的英文标签将其称作一位广州官员的夫人。
      
一、照片中的人是谁?
      
     沿着在盖蒂研讨会中所发现的这个线索,我对米勒“中国肖像”中的主体人物、服饰、布景和道具进行了详细比较,尝试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这种比较,发现了这些照片之间许多明白无误的关联:那位年轻女子既有单人照又有和她“丈夫”的合影,这位“丈夫”又与他自己的“母亲”及“弟弟”拍了合照:他的“母亲”不是别人,正是上面提及的“鞑靼将军夫人”;而这位老妇又与另一些妇女一起照了相。通过建立这种联系,最后鉴别出十一张有着密切关系、享有共同因素的照片,其中身穿不同服饰的同样人物重复出现在不同的影像里。而且,虽然人物的组合不时调换,但是这些照片均在同一地点以同一风格拍摄。至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这组具有相关对象和高度一致的摄影手法的照片应该是一项“拍摄计划”的成果,极有可能是米勒1861年在广州逗留时的作品,拍摄地点应该是米勒的广州影楼。在进一步考虑这批影像的意义之前,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更为仔细的视觉分析.......。
      
在这组相片的摄影对象中,最上镜头和最常出现的人物是:

           
      弥尔顿·米勒《年轻中国人肖像》             弥尔顿·米勒,《中国官员和夫人》
          拍于1860-1863年(图1.2                     拍于1860-1863年(图1.3)
         
                                                         
   
        弥尔顿·米勒,《中国家庭》          弥尔顿·米勒,《穿便服的官员与母亲  弟弟及子女合影》
         拍于1860-1863年(图1.4)                      拍于1860-1863年(图1.5)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              
       拍于1860-1863年(图1.6)                          拍于1860-1863年(图1.7)
                  

(图1.2)(图l.5)中的年轻男子。在(图1.2)中他身穿冬季补服,胸前方形补子上的飞禽图案是文官品级的标记,清朝官分九品,以补子上的图案标明,这张照片中补子上的鸟可能是白鹇,是五品补服的特征。图(1.3)是这名男子和他的“夫人”的合影,此处他换了一件纱质的夏季补服,上面补子中的鸟却跟前一张中的不一样,象征的是不同的品级。此外,这个男子还出现在米勒的另外两张照片里,均身穿居家常服。其中一张是他和“夫人”及四名子女的合影(图1.4),另一张是与年老的“母亲”、“弟弟”和三名小孩在一起(图1.5)。但这三个孩子中只有两个是他的:按照传统习俗,坐在他“弟弟”身旁的男孩应该是他侄子。他在(图1.3)中的“夫人”也见于其他照片(见图1.6、图1.7)。在(图1.3)(图1.6中),她身穿全套命服,包括有补子的刺绣锦袍和匹配的长裙、镶嵌珠宝的花冠和串珠。刚才我们已经注意到,那清代妇女只在盛大礼仪场合才会如此打扮,但这个年轻女子在(图1.6)中的慵懒坐姿,与她的服装所显示的社会地位及隐含的典礼场合实在是格格不入。相片中的她倚向一側,一只手臂慵懒地搭在茶几上,长裙下露出三寸金莲。图1.7显示了其他破绽:她身穿汉人的便服和长裙,但胸前却缀了品官的补子。补子配搭便服已经很不寻常,而这块补子又与上一张中的不同。对传统中国服饰有深入研究的李雨杭博士认为,这件衣服上的补子看来是随便加上去的,因为它直接缀在了从领口到对襟两边的刺绣镶边上,部分镶边被补子遮盖.....。
  
       
   弥尔顿·米勒,《中国官员肖像》        弥尔·顿米勒,《身穿全套补服的官员与夫人》        
       拍于1860-1863年(图1.8)                        拍于1860-1863年(图1.9)


  
       弥尔顿·米勒,《中国家庭肖像》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
          拍于1860-1863年(图1.10)                    拍于1860-1863年(图1.11)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细致地观察这些照片中人物的服装、饰物和官品补子呢?这是因为这些细节透露出的人物身份是我们发掘这批历史照片的“真实性”的第一步。任何历史解释都需要根据真凭实据,由于有关中国早期肖像摄影拍摄过程的信息少之又少,证据的确立只能通过建立系统的影像资料库和对实际影像的内在属性进行细致分析来完成。这种初步的观察既是解构也是重建它的作用一方面是把历史照片从未经证实的假设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为重新确立它们的真实历史意义做准备。
      
    就目前这十一张弥尔顿·米勒拍摄的肖像照来说,以往不断重复的相片中人的身份肯定不应该继续重复下去了。最先制造这些虚构身份的可能是米勒本人,而当这些照片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不断发行和复制的时候,新的身份和说明又不断添加进来,图1.2图1.5中的年轻男子因此在不同出版物中被称作“广州官员”、“稗官”或“中国商人”。当图1.3、图1.4、图1.6图1.7中的年轻妇人身穿便服时,她被称为官员夫人或商家夫人,而穿着命服时则被称为“稗官夫人”或“广东总督元配夫人”。至于图1.1中的老妇,我们已经说到有些书籍介绍她为“鞑靼将军夫人”,但《摄影师和旅者眼中的中国》  (The Face of  China)  一书的作者却认为她可能是“广东巡抚黄赞汤夫人”。到了《中国皇朝》封面上,她又成了“广东官员夫人”。泰瑞·贝内特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则简单地称她为“官夫人”。其实所有这类定名都缺乏确实的文献证据,单凭对照片本身的仔细观察就可以把这些身份一一驳倒。如上文所述,清廷官员不可能在同一时刻穿戴等级不同的官服,更难想象品官和夫人能够在洋人影楼里不断换装并以不同身份反复组合拍照。很明显,这些都是使用雇佣的模特所拍摄的“扮装照”,历史可信性令人怀疑。标签所赋予这些以自然主义风格拍摄的人物形象的,是其貌似可信的虚构身份。

二、照片反映的是谁的个性?
      
    以上分析对这批被视为“19世纪最出色的中国正式人像”的“肖像”性质提出了挑战,由此我们也需要对以往根据这种性质作出的历史叙事提出质疑。这个叙事的大体逻辑是:甚至早在1860年和1861年之前,许多家境富裕的中国人,包括一些清朝官员及其家眷,就已经非常喜欢拍摄,而且经常光顾西洋影楼。使用这个历史叙事写作中国摄影史的一个例子是玛利·华纳。马利恩(Mary Warner Marien)的《摄影:一部文化史》,她以图1.3中的照片作为范例,写道:西方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肖像标准,被新的富有的中国顾客所采用。奢华的家具放在幕布围起来的封闭空间里,给身着精致衣物的人们和艺术摆设提供了背景。米勒的肖像通常拍摄的是中国的上层和中产阶级,以及在外贸商行工作的人。对象在照相时通常直接面对镜头。照片上的人物偶尔会露出些许表情,但是惯常的做法是在镜头和照相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米勒制作的肖像照,不论照片中的人物的身份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以中国传统视觉文化中罕见的自然主义风格触动观者。学者们也正因如此,把他和马修·布瑞迪(1822-1896)以及马库斯·奥理略·路特(Marcus Aurelius Root,1808-1888)进行了联系和比较。与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19世纪肖像摄影师一样,米勒的作品融合了精确的造型和戏剧化的视觉效果,通过细心控制的光线来表现人物的面部结构和衣服之下的身体。在这批照片的几张男子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捕捉对象细微的面部表情所做的努力(图1.2、图1.4、图1.8)身处空空的摄影室内,这些人物的形象从略为模糊的单调背景中浮出,像是要和观者对话。
    这种对自然主义风格既熟练又富于创造性的运用,使米勒跻身1850年代及1860年代的美国主流肖像摄影师之列。摄影史学者已经指出,这一时期美国人心目中的理想肖像照,是那些能够揭示人物内在性格的逼真影像,必须以“人物的外表为内在性格和真实本质的记号或表征”。为了满足上层人士对“性格化”照片的执著,肖像摄影师的最大任务是“如何营造个性,如何表现个性,如何保存个性,而最关键的是如何鉴别出人物的个性”。对人物个性的鉴别和表达不仅发挥了摄影的拟态功能,更重要的是促使摄影师展现自己的艺术理念和才华。一个摄影师如果能够成功地表现出照相人物的内在性格,他便超越了简单地以机械手法记录影像的普通摄影师水平,而变成一个思想敏锐的“艺术家”。正因如此,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1843-1916)于1855年说到:一个艺术摄影师“必须发挥他的内在潜力,使他的天赋远远超出单纯的机械能力……超出仅仅复制自然的达盖尔照片,以达到真正艺术的高度”。


三、再造中国肖像风格
      
    米勒于1860年到达香港时,那里已经有多家西方和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后者包括创建于咸丰年间(1851-1861)的宜昌画楼,以及赖阿芳于1859年创办的摄影社。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初,著名英国摄影师汤姆逊来到中国游历,他注意到香港的维利亚皇后大道旁有多个“华人摄影师”经营的影楼,商业影楼的兴起和涌现是中国摄影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
    作为罕见的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的文字资料,汤姆逊的报道和其他来华西方人士从“现场”提供的消息,引起了学者对界定“中国式”摄影肖像风格的浓厚兴趣。然而,在仔细查看了数百张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肖像照片之后,摄影史家狄瑞景(RegineThiriez)认为:中、西影楼拍摄的影像基本上没有很大分别。在背景的制作和人物姿势的安排上,中国影楼大都采用了西方规范。同样,一些西方摄影师的作品也相当符合上述报道中所指的“中国习惯”。郭杰伟、范德珍和胡素馨的观点与狄瑞景的结论一致,而中国和海外摄影档案的研究也有相同的发现。这些实证研究显示:东西方早期肖像摄影之间并不存在当时西方观察者一再坚持的文化鸿沟,所存在的实际上是实践和话语之间的断裂。毫无疑问,传统中国有着独特的肖像画传统,这种传统很自然地会影响19世纪的人对摄影的态度。这一研究方向把我们带回到前述的11张照片。但是我们的着重点不再是照片中人物的服装。饰物和官阶标记,而是他们的姿势、动作、道具及人物组合。换言之,我们的注意力从人物的身份转移到照片本身的表达模式。这11张照片中有五张为单人肖像,其余为多人合影。下文的讨论将集中在这五张单人肖像上。在这五张中,有四张沿用了一个标准构图:照片中的男子或女子均处于构图中心,坐姿端正,面朝前方,双眼直视相机镜头.如下:(图1.1、图1.2、图1.7、图1.8)

          
  (图1、1)                                     (图1、2)   

   
      (图1、7)                                    (图1、8)  


         
  图1.13   祖先画像                       图1.14 香港早期华人丽昌照相馆西方肖像风格                 
   
     这些静态的影像拒绝显露任何肢体活动,如同凝固在静止的时间之中。本来就很僵硬的姿势进而被方方正正的椅子和身边的茶几固定得更为刻板生硬。纵深方向的空间性被减到最低。即使人的面部和着装显示出一些立体感,照片也整体被布置在水平展开的二维平面上。我们不难识别出这一构图的渊源:如果说米勒对人物脸孔和身体的处理手法来自西方流行的写实风格,那么他的构图则是模仿了中国传统的祖先画像。将一幅同时代的祖先像(图1.13)放在这四张照片旁边,我们会发觉两者之间的甚多相似之处,包括同样的正面端坐的姿势、同样的直视的目光、同样的空无一物的背景、同样的压缩空间、同样的被强化了的二维画面,以及同样的静止和凝固的感觉。
    首先,与传统祖先像相同,这几幅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身穿官服的全身肖像(就连图1.7中年轻女子的胸前也缀有官品补子)。其二,米勒的照片显示出几项常见于祖先像中的细节,包括单手轻触胸前悬挂的串珠、对称的摆成八字形的双脚以及脚下放置的木制脚踏。其三,图1.2图1.8中的男子像几乎占满了整个画框,这种“顶天立地”的构图在人像摄影中相当少见,但却是传统祖先画像的一个常见特点。其四,与米勒的肖像照同时或稍后,中国祖先像也成为一种国际商品,被画工复制销往外国。”其五,位于香港的早期华人照相馆
丽昌照相馆均采用当时流行的西方肖像风格,完全没有传统祖先像的意味(图1.14)。最后,把这四张照片与米勒的其他肖像作品相比较,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他刻意营造典型中国肖像风格的想法。


四、作为“程式”的中国肖像风格

      
            华芳《穿华服的洋人》
        摄于香港图约1885年  (图1.20)

    米勒并没有“创造”这种肖像风格,他所做的是将本土的传统视觉文化进行演绎和挪用,以此制造出一种典型的“当地影像’以供应全球市场。和当时许多在中国工作的西方摄影师一样,米勒在自视优越的同时也会被他作品的主题——中国,所深深吸引。植根于殖民结构之中,米勒的作品很容易得到各种各样带有优越感的西方顾客的认同。他的“中国肖像风格”不但被创造它的殖民地文化自然认可,而且成了本土影楼仿效的楷模。许多早期中国摄影师都是商业画师出身,专门绘制西式图画向外国游客和居民出售。这些影楼基本上都坐落在主要的殖民通商口岸,它们的业务被殖民者的管理系统、商业运作和视觉文化深深地影响乃至控制。中国肖像风格意味着由无限重复所造成的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属于这种风格的作品拒绝柔和的曲线、自然的动作和浪漫的氛围,它们所显示的是由缺乏感觉的冰冷元素所构成的对称几何形状。这种风格不但被视为当地人心理素质的自然反映,也被形容成为纯粹的中国产物。汤姆逊特别提出中国肖像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放在人物身旁古怪的“绝对方正的茶几”,认为这是中国肖像摄影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这种茶几实际上是米勒影楼里的常备装置。
      
    最后,中国肖像风格的程式化和话语化,为中西文化对话和自我想象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1885年,香港摄影师华芳为一名外国男子拍摄了一幅“中国式”肖像(图1.20)。为此他不但让这位洋顾客穿上中式服装,在他手里放了一支水烟袋,还让这个外国人正襟端坐,直视镜头。顾客周围的道具,包括一张方形茶几和几上的一瓶假花,都严格地按照汤姆逊所说的样式设计比较图1.12图1.20)。与24年前米勒拍摄的第一代中国肖像遥相呼应,它的目的已不再是创造摄影中的当地风格,而仅仅是通过摄影消费这种风格。

   中国部分早期肖像摄影作品:


  

中国女子,1861-1863年


中国家庭,香港,1861-1863年



约翰·米切尔爵士,(英国)高级巴勒斯爵士,约1860年



中国高僧,1861-1863年


广州海关原翻译员,1861-1863年


两位波斯人,1861-1863年


掌管官府财务的广州官员,1861-1863年


广州清军将军,1861-1863年


清朝官员,1861-1863年


侨务总督察,广州,1861-1863年


一品红顶大员,广州,1861-1863年


买办商人和其子,广州,1861-1863年


官人和其友人,广州,1861-1863年


广州城的三个满族人,1861年


米勒照片中的人物从不带忸怩之色,并且还常常能在米勒的沟通下显露自己的个性。在19世纪的中国,弥尔顿·米勒堪称最优秀的肖像摄影师。一直以来,人们对他的生平却所知甚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的书信、日记或者其他文字传世。米勒的照片丝毫没有“人种学”和“类型”的影子,照片中的人物作为单独的个体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他的照相馆对所有人开放,留下了一系列永恒的人像,包括外国人,也包括中国人。晚近的摄影师间或也能拍摄成和他一样优秀的人像照片,但从没有人能够在风格的连贯和统一上达到米勒的水平。米勒在中国共待了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和广州。他拍摄中国商人、官员及其家属,还拍摄了外交官、外国军人,以及香港、澳门和广州的景物。他的很多玻璃版上都带有他本人的签名。至1863年年中,米勒已决定返回美国。他的底片和生意在该年年末由手下摄影师接管。


  结束语:米勒制作的肖像照,不论照片中的人物的身份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以中国传统视觉文化中罕见的自然主义风格触动观者。由此,弥尔顿·米勒 也成为19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肖像摄影师之一。


  

弥尔顿·米勒  (Milton M·Miller)  
       (1830-1899)    






《名家欣赏》下期《聚焦:摄影在中国》(3):
——摄影征服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照片的一部“宏伟影集”





     《名家欣赏》第15期  (2019.07.07)

本帖最后由 肥肥 于 2019-7-9 17:4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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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777  拍摄精彩漂亮,画面清晰自然,向老师学习问好!  发表于 2019-7-18 08:26
国庆拍鸟  精彩拍摄! 欣赏学习!感谢分享! 问好老师 ,祝夏安愉快!  发表于 2019-7-12 09:33
晓军  拍摄精彩!!欣赏老师佳作!!谢谢分享!!问好!!!  发表于 2019-7-11 19:35
陈年往事  精彩拍摄、欣赏佳作、谢谢分享! 祝老师吉祥快乐!!!  发表于 2019-7-9 09:37
老秃鹫  学习欣赏,点赞问好!  发表于 2019-7-8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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