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欣赏] 佳书欣赏 ——《聚焦：摄影在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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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7 11:48 |显示全部楼层

《聚焦：摄影在中国》—— 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摄影史

书号：978-7-5122-1038-7

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

本书作者：巫鸿

巫鸿---著名艺术史学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经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20 世纪 80 年代留学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得美术史和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他早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现任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斯本德杰出贡献教授”，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及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巫鸿的研究领域很宽广，包括中国古代艺术史和中国当代艺术。同时，他对中国近当代摄影史也有深入研究。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研究与国际交流，策划众多重要展览，包括《瞬间：20世纪末的中国实验艺术》（1998）、《在中国展览实验艺术》（2000）、《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2002）、《过去和未来之间：中国新影像展》（2004）、《关于展览的展览》（2000、2016）、《中国当代摄影40年》（2017）。

为你推荐的《聚焦：摄影在中国》，就是受业界一致好评的：讲述有关中国摄影史的佳作书籍。

《聚焦：摄影在中国》

讲的是中国摄影史。它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摄影师和特定历史事件的方式，讨论不同时期的中国摄影。

这本书的叙述方式也很独特，以案例研究来展开阐述，选取了鸦片战争至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历史事件，通过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来讲述摄影的发展历史。看到书名，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严肃的艺术史书籍，但往下读你会发现，它一点也不枯燥，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本科普摄影的故事书，读起来非常有趣。

很多人对读艺术史相关的书籍有种抗拒感，觉得太抽象，太晦涩，难以理解。但这本书阅读起来很轻松，同时没有废话，也不缺少关键的内容。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的历史影像图片，这些影像在网络上难以看到，是非常珍贵的研究资料。

比如说，书中收录了很多晚清时期的官员肖像照和一些摆拍的中国人照片，如果你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感兴趣，一定能收获颇多，不仅如此，书里还给读者展示了鲁迅的断发照片，并且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不管你是否是一名专业摄影从业者，打开这本书，适当了解摄影历史，都会令你收益匪浅。

作品看点：

*十个主题，开启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新阶段

*随着一系列通史著作的出现，中国摄影史写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著名艺术史家巫鸿教授基于现代学术方法，用十个个案进行细致的研究，挖掘中国摄影的多元传统，大大推进了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深读和广度。

*外国摄影师怎么拍“中国”？

*清朝末年，美国摄影师米勒拍摄了大量人物肖像，被认为是真实人物的写实照片，而巫鸿教授察觉到了其中的疑点，例如：一个贵妇为什么会穿着全套命服去影楼拍照？这套服饰在其他人身上不断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在这些疑点的背后，关系到的是外国摄影师如何利用这些影像，努力将中国纳入世界范围的视觉叙事传统。

*剪辫子：中国人如何看自己？

从普通人的发辫合影留念，到鲁迅等人的“断发像”，直到溥仪决心剪掉自己的辫子，摄影在展现近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国本身的视觉文化。

*中国摄影的未来
1840年代开始，摄影就让中国处在全世界的视野之中，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艺术家已经可以用更积极的姿态看待摄影和世界，从古代艺术和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多样的视觉素材，在世界艺术史的图景中做出独有的贡献。

由于这本书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展开叙述的，因此书中谈到了不少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照片。它以摄影的角度切入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几乎串联起了我们中学时期学过的那些中国近代史知识，书中在一开始提到的三个问题中就有问到，中国最早的照片出现在什么年代？是由什么人？在什么地点拍摄的？第一位中国摄影师是谁？他拍摄了什么内容？书的序言和第一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谈到了当时摄影师的拍摄习惯，人像拍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背后的文化根源。

佳书欣赏

《聚焦：摄影在中国》（1）

引言：

1842年7月16日，一位名叫巴夏礼（Harry Parkes，1828-1885)的英国男孩正在中国旅行，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马尔科姆( malcolm)少校和伍斯南(Woosnam)医生用达盖尔银版在此处摄制了一张草图。我完全不明白它的原理：借助透镜和其他东西让一块高度抛光的金属板在阳光下曝光就能让你眼前的景象呈现在板上，然后再用一些溶液处理，这景象就能在这块金属板上保存许多年。无论我怎样描述都没有用，这简直太神秘了。

这充满孩子气的观察，实际上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摄影事件的记录，而这份记录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其书写的时间和场所：巴夏礼当时是英国“HMS康沃利斯”号战舰的随舰翻译实习生，后来他成了英国驻日本及中国公使。“HMS康沃利斯”号是英国首席特使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的坐舰，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他正率领整支英国舰队上溯长江前往南京。这场始于1839年的战争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英国政府为了保护鸦片贸易，派遣海军前往中国，并希望通过军事压力在中国追求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英军在香港、广州、宁波、定海以及镇江等地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战争最终以1842年8月双方签订《南京条约》而宣告结束——这是中国与外国殖民势力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包括广州和上海在内的五个通商口岸。

就在这一时期的几年前，刚刚在欧洲发明的“摄影”术，便随着殖民扩张一起来到了中国。有意思的是，达盖尔银版法是1839年发明的，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同年。这看似巧合的背后实际上有着重大关联，我们找不到马尔科姆和伍思南当时在英国战舰上拍摄的照片，如果他们的拍摄成功，那么照片的效果应该和于勒埃及尔(Julies Itier，1802-1877) 1844年在澳门所拍摄的照片类似，也是现存最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之一。

从那时起直到1860年，一批业余与专业的西方摄影师先后来到中国，有些人还在新开放的通商口岸开设了影楼。这个时期也是第一代中国摄影师接触摄影的开端。除了拍摄风景与人物之外，1850年代末也产生了一些带有艺术趣味的照片，反映出欧洲人对于画意风格I picturesque）的偏好。这些作品中包括法国人路易·罗格朗(Louis Legrand，)和英国人罗伯特·希勒(Robert Sillar，1827-1902)所拍摄的花园景观。

1850年代末期江苏南京咸丰年间的照片，摄影史可考证的南京第一张照片！此照片是：路易·李阁郎(Louis Legrand )拍摄的大清国南京高官官邸园林古建筑照片中的假山石配合着斜桥上方的嶙峋树木，显示出“中国风”( chinoiserie)风格的运用。

这个情形在1860年左右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如果说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将摄影带入，从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引发了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系统摄影记录。两个西方摄影师在这个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英国的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4-1909)和美国的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 1830-1899)，二人在1859年和1860年都从香港开始了各自的中国之旅，但他们有着相当不同的专业背景和艺术追求。比托在中国拍摄了许多堪称一流的全景照片与建筑照片，而且随着英国军队一路前往北京记录战事，可说是最早的国际摄影记者之一。来自旧金山的米勒则专长于肖像摄影，在香港和广州开设了商业影楼。他所拍摄的“中国人像”（Chinese images）被认为是1859年至1862年间世界肖像摄影的代表性作品，全球各地的美术馆和私人藏家都热衷于收藏。

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拍于1860-1863年间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 拍于1860-1863年间
这些耳熟能详的事实在此无需赘述，我们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对摄影形式、图像、技术以及语境的详细研究，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这些和其他摄影师以及他们的作品。以米勒为例，在对他拍摄的中国肖像进行详细研究后可以发现，他所拍的一系列正面照并不旨在简单地记录中国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相貌和服饰，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艺术重构，目的是创造出一种中国人肖像的普世风格。他以本地人的祖先肖像作为照片的模型，重塑了本土的视觉传统，并将其献给全球观众。在此后数十年中，这种肖像风格成为摄影表现和话语修辞中的惯用套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像摄影的概念与实践。对于比托，对他的讨论将围绕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关系到他所拍摄的残酷的战争照片与安详的古典建筑照片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涉及他试图将这些和他在中国拍摄的其他照片，融入为英国收藏家和观众所准备的一个“宏大收藏”的努力。这个例子再一次说明，通过细致的研究，我们能够发掘出他的拍摄实践中不曾被人注意到的方面，包括他的“中国照片”的不断变化的格式( format)，他所制相册中照片的不同组合，还有他以新闻照片和建筑照片构建的一个首尾连贯的有关殖民征服的视觉叙事。
从不同角度表现“剪辫运动”的摄影图像具有不同的意义与功能，但都和当时瞬息万变的中国政治进程密切相关，从而证明了真实意义上的“中国摄影”( Chinese photography)的诞生。
不过，这些作品都不是作为艺术被创造出来的。直到1920-1930年代，摄影在中国才被个人用作艺术表达的重要媒介，而摄影中的“中国性”(Chineseness)因此也不再仅与政治身份及社会环境有关，而是和艺术创作发生了联系。在这二十年中，许多摄影社团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广州等大城市涌现。社团成员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摄影风格，其中有些人将传统的文人画和这种现代视觉技术进行了结合。尽管摄影史学者已经对这个艺术运动中的诸多摄影师、摄影学会、摄影展览以及出版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仍然有可能挖掘出新的材料，发展出新的研究方向。从“中国摄影”到“中国艺术摄影”( Chinese art photography)的转变通过上海摄影家金石声（1910-2000）的个案表现出来，主要由于他同时创作了两类不同风格和内容的摄影作品，一类属于当时的主流“画意摄影”，一类包括大量的自拍以及表现相机。摄影商店，摄影展览、摄影书、摄影杂志和其他与摄影本身密切相关的图像。这第二类作品反映了他将摄影视为一种特殊视觉技术去加以表现，同时也不断对摄影师本人的内在空间(interior space)进行发掘。

中国艺术摄影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经历了又一次洗礼。在此之前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摄影出版和展览处于文化部门的严格控制之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宣传的工具，独立摄影完全处于地下状态。随着“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正式结束，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艺术领域中，现代与当代艺术的信息如洪水般涌入，一场始自1980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将许多实验性艺术引入中国。”与美术领域密切相关的艺术摄影也经历了三方面的重大发展，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催生出一批新一代的摄影家。第一个发展是1980年代的“纪实转向”（documentary turn），如同1930年代美国的纪实摄影运动一样，这一时期中国的纪实摄影作品也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变密切相关，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反映出摄影家对推动开放性社会和尊重人性所做的努力。第二个发展出现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具体表现为独立摄影人阵营的出现和不断壮大。这些摄影人抛弃了与主流摄影机构之间的联系，转而成为当代艺术圈中的一个子群。在此之前，19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业余摄影家们常常在专业机构之内找到归宿，但是此时的独立摄影家即使在成名之后仍然坚持着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第三个发展是1990年代观念摄影的传入和流行，”许多参与这场“观念转向”中的实验摄影家都出身于传统的纪实摄影，以观念驱使创作的新倾向使他们把摄影表现对象从外在世界转移到摄影师自身的体验和思考。

“摄影当代性的建构”，主角——莫毅（1958年出生）、刘铮（1969年出生）和荣荣（1968年出生）一是实验摄影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他们的作品也最强烈地凸现了中国实验摄影的三个流行主题，即城市、人和自我。莫毅通过拍摄周围的人群和环境来探讨自身的生存状态。缪晓春（1964年出生），他代表了新一类居住在中国的“全球摄影家”( global photographer)。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当代摄影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并且和迅速发展的实验艺术运动发生了紧密联系。“全球摄影家”则在本土和国际上同时寻求发展，缪晓春可以说是这种摄影家的一个典型代表。在1990年代的“出国热”中，他于1995年至99年期间前往卡塞尔艺术学院(KunsthochschulleKassel)学习，缪晓春还从另外两方面确立了他作为全球艺术家的身份：一是有意模糊摄影和新媒体艺术的界限，二是将西方著名经典绘画作品“转译”成摄影和数字图像，并以自己的形象替代原来绘画作品中的人物。通过这些跨越地理界限以及艺术媒材的创作，似乎与一百五十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拍摄照片的米勒和比托在时空中遥相呼应。

（引言结束）

下一期将介绍《聚焦：摄影在中国》（2）：
——创造“中国式”肖像风格：以米尔顿·米勒为例

弥尔顿·米勒（MiltonMiller，1830—1899）在19世纪的中国，弥尔顿·米勒堪称最优秀的肖像摄影师。一直以来，人们对他的生平却所知甚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的书信、日记或者其他文字传世。

弥尔顿·米勒 美国人，19世纪伟大的人像摄影师，他拍摄的对象除在华生活的外国人以外，还包括了大量中国的官员与民众，他的摄影作品总能抓住被拍摄者的个性，极富人物造型的艺术创造力。1860年7月他受韦德（CharlesL.Weed）的邀请来到中国，在抵达香港之前已是一位有经验的照相馆摄影师。在中国时，他为韦德和霍华德照相馆（Weed&HowardGallery）效力，该照相馆的业务在广州、香港、上海均有覆盖。摄影师在1860年9月曾在上海短暂停留，负责该照相馆照相与经营。来中国后，主要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活动。他的作品以表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主，拍摄技巧成熟。作品大多完成于1861年到1863年之间。如《中国商人之家》、《上海少女像》、《和尚和道士》、《广州的盲艺人》、《清朝官员和内眷》、《巡视途中的广州官员》等。1863年摄影师从香港返回美国。